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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生产与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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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4 17:47: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

欲望并不意味着对象的欠缺,欲望所生产的对象不是不真实的幻象,欲望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就像社会生产一样。欲望—生产体现出一种流动性,这是对传统主体—客体两分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欲望—生产通过欲望—机器表现自己,形成了欲望—生产与无器官的身体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与社会中的劳动生产和无器官的身体之间的对立相一致。正是这种对立,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分裂症的根源。福柯在谈到现代思想的转变时认为,马克思、弗洛伊德与尼采是现代理论的三大先驱,马克思以生产理论超越了传统的理性哲学、尼采以其权力意志学说颠覆了理性传统、弗洛伊德则以其无意识学说,打开了被理性遮蔽的另一种空间。德鲁兹与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以下简称《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就是想实现对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根本观点的现代性转换,实现对现代性的批判。他们将欲望与生产整合起来,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欲望结构的批判分析,以便确立新的理论起点。在这一过程中,对“欲望”的重新思考,构成了他们的理论基础。

一 从匮乏到创造性的生产:

“欲望”的重新界定

在德鲁兹与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中,关于“欲望”(désir,desire)的理解构成了全书的基础,也构成了他们面对传统哲学时的重要分野。在传统哲学中,对于欲望,或者将之看作客体的匮乏,或者将之看作幻觉对象的发源地,说到底这些关于欲望的界定,与传统的理性哲学相一致。德鲁兹与瓜塔里一反传统的理解,将“欲望”看作创造性的生产,从而对“欲望”一词进行了新的解释。

为了清晰地讨论德鲁兹与瓜塔里的欲望理论,这里有必要对“欲望”一词的含义进行界划,这不仅涉及“欲望”一词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表述,而且涉及对“欲望”与“需要”等概念的区分。

在德语中,有三个表达“欲望”的词:Wunsch、Begierde、Lust。Wunsch的主要含义为愿望、要求;Begierde的意思是热望、欲望和情欲、性欲;Lust主要指兴趣、兴致,也指强烈的情欲、性欲,与Begierde的意思相近。用英文来表达的话,Wunsch可以用Wish来译,Begierde与Lust可以用Desire来译。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以Begierde来指称“欲望”,讨论欲望在自我意识形成中的作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则用Wunsch来指称欲望,《释梦》的英文版就常以Wish来翻译“欲望”一词。但在弗洛伊德的讨论中,“欲望”常常与性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欲望”一词就具有了性欲的含义。

法国学者从哲学上讨论“欲望”概念,显然受到德国哲学的直接影响。1933年1月到1939年5月,科耶夫在高校讲授“黑格尔宗教哲学”课程,主要研究《精神现象学》,后以《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de Hegel)作为书名出版了这一讲稿。在科耶夫的研究中,《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部分成为整个解读的核心。其中,黑格尔讨论了欲望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在意识阶段,不管是感性经验还是知觉、知性,意识关注的主要是外部对象,还没有回到自身,成为自我意识。回到自我意识,就是回到自身统一,“自身统一必须成为自我意识的本质,也就是说,自我意识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望”。正是在欲望中,自我意识才能回到作为生命统一体的自身。自我意识是一种欲望,但这种欲望只有在扬弃了独立的对象后,才能使自身的确定性成为一种真实的确定性,“欲望,还有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自身确定性,都是以对象为条件的,都需要扬弃这个他者才能成立。他者必须存在,才谈得上扬弃”。这一他者,并不是满足生物需要的对象,就像饿了需要吃的东西一样,而是另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者,“欲望的本质是一个异于自我意识的他者”。因此,自我意识只有通过另一个自我意识才会得到满足,自我意识的欲望指向的是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欲望,这种欲望并不表现为生物需要的满足,而是指向人与人关系的建构。根据黑格尔的进一步讨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形成了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从而直接影响到社会存在意义上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建构。这构成了“自我意识”部分关于“承认”问题讨论的核心内容。



正是立足于黑格尔的哲学,科耶夫非常看重“欲望”(Désir)的作用。科耶夫区分了动物性的欲望与人的欲望,对具体存在物的欲望并没有超越生物需要的水平,“只有当欲望针对另一个欲望和一个别的欲望时,欲望才是人的——确切地说,‘人性化的’,‘人类发生的’欲望”。这种欲望“以人的方式欲求个物体的人的行动,不是为了占有物体,而是为了要另一个人承认......归根到底,是为了要另一个人承认他对另一个人的优势。只有这种承认的欲望,只有源于这种欲望的行动,才能创造、实现和揭示一个真正人性的和非生物的自我”。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科耶夫认为,相互欲求的多种欲望的存在构成了《精神现象学》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科耶夫关于“欲望”的讨论,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第一,欲望并不是生物需要意义上的,它并不直接指向外部实在,而是指向另一个欲望;第二,从本质上来说,欲望具有创造的特性。

科耶夫的这一讲座,此后使黑格尔哲学成为法国思想的重要元素,并直接影响了雷蒙·阿隆、巴塔耶、梅洛—庞蒂、福柯、拉康等一批思想家。拉康在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时,对“欲望”的解释与科耶夫的理解就有着内在的联系。拉康在讨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时,用Désir(desire)来翻译弗洛伊德的Wunsch,并提出区分欲望(desire)、需要(need)与要求(demand)这三个词。需要主要指生物学的本能,这是根据有机体的要求而产生的喜好;人类在出生时,处于无助的状态,并不能满足自己,因此依赖他人帮助才能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比如:在儿童饥饿时,需要他人来帮助自己获得满足,但在这种需要中,可能还有爱的要求,当饥饿的要求得到满足时,这种爱的要求未得到满足,这种未满足的要求就是欲望。在拉康这里,欲望产生于需要与要求的缝隙中,它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欲望不是一种生物性的需要,它不会被满足,欲望指向他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别人的欲望和劳动的中介,人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第二,因为欲望并不能得到满足,它不断地处于自身的压力中,因此欲望是自我生产的;第三,欲望是一种欠缺,因为如果不是欠缺,那就变成了需要或要求。虽然在法语中,Désir具有肉欲的含义,但从科耶夫到拉康,我们大约能看到,这个词似乎与肉欲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多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力,这种力具有自我生产的创造性特征,从而与生物需要区别开来。



德鲁兹与瓜塔里继承了上述一些理论成果,并对欲望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欲望不同于需要,不能从需要满足的视角来讨论欲望问题。“欲望并不由需要激发,恰恰相反,需要源自于欲望”,这意味着欲望是一种比需要更为本源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继承了科耶夫—拉康的欲望理论。其次,欲望并不是一种欠缺。对于欲望,传统的解释都是从缺失客体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从而将我们推到在生产与获得之间进行选择的处境,而欲望只与获得有关。在这种理解下,欲望只与真实的缺乏有关,而欲望的生产方面,则被忽视了。德鲁兹与瓜塔里认为,康德的欲望理论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是革命性的。康德把欲望看作是存在的能力,正是通过这种能力,现实事物才能被表象。虽然康德已经将欲望视为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力,但德鲁兹与瓜塔里认为,康德并没有反思欲望概念,仍然把它当作一种缺失客体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欲望生产的只能是幻想的客体,这就形成第三种对欲望的看法。精神分析学认为欲望只能生产幻想的客体,真实的客体是欲望所缺乏的,这种客体只与外部自然界或社会生产相关联,精神分析学创造了一个与真实世界平行的幻想世界,这是欲望存在的世界,因此在每一个真实物体背后,总有着一个梦想的物体。这种理论直接影响到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和达利就认为,相比于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个梦幻世界更为真实,超现实主义就是要将这一世界体现出来,以摆脱现实世界的异化与压抑。在对欲望的这种理解中,虽然欲望只是生产幻觉的物体,但它获得了生产这一第一性的位置,而不仅仅欲求一个缺失的对象。

在批判上述欲望理论的同时,德鲁兹与瓜塔里把欲望看作一种创造性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德鲁兹与瓜塔里似乎并没有超越福柯所批判的传统哲学的问题域)。拉康同样把欲望看作是自我再生产的,但这种生产与对象的缺失相关,或者说,拉康并没有摆脱从欠缺出发来界定欲望的思路。这种欠缺式的思路,恰恰还没有将欲望与需要真正区别开来。将欲望看作是一种欠缺,也就意味着与主体相关的客体的欠缺,在这里主体的地位得到了不言自明的确认。在德鲁兹与瓜塔里看来,“欲望并不欠缺什么,它并不欠缺自身的客体。相反,在欲望中消失的正是主体,或者说,欲望欠缺的恰恰是固定的主体,如果没有压抑,在欲望中就没有固定的主体”。欲望并不欠缺客体,并不意味着欲望的客体是一种幻象,就像超现实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从社会历史的意义来说,这种“欠缺”的设定与经济学上的“匮乏”的设定一致,在这种设定中,将欲望的对象看作幻象,恰好体现了近代以来理性思维的内在一致性。“市场经济机制中关于匮乏的设定,体现了统治阶级的艺术。这意味着在生产中对要求和需要的深思熟虑的组织,它使欲望摇摆不定,并成为担心需要得不到满足时的牺牲品,它使得客体依赖于真实的产品,而这种产品外在于欲望(理性的要求),欲望的生产则同时被看作是幻象的生产”。欲望只能生产心灵的幻象,真实的客体只与社会生产相关,欲望生产成为社会生产背后的非真实客体的生产。德鲁兹与瓜塔里反对这种欠缺论,他们认为,“如果欲望生产,那么它的产品就是真实的存在;如果欲望是生产性的,那么它就只能在真实的世界中成为生产性的,并只能生产出现实”。通过对“欲望”的这些辨析,欲望与创造性的生产具有同样的质性,这为欲望—生产的联结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也表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并不是平行的关系,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即存在着内投(introjection)和投射(projection)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并不是平行的关系,必须实现两者的结合。



如果欲望与社会之间无法分割,那么既不能离开欲望去讨论社会,也不能离开社会去讨论欲望。在传统的精神分析学中,对欲望的讨论常常与对社会的讨论界划开来,比如赖希。赖希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四个重要发现:一是指出意识只是心理生活的一小部分,它本身是由无意识地发生的因而不易被自觉控制的心理过程支配的;二是发现儿童也有一种活跃的性活动,这种性活动与生殖无关,它毋宁说是一种能量,即力比多;三是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提出了性压抑;四是人的道德准则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起源,而是来自幼年时期父母或父母代理人使用的教育措施。虽然精神分析学力图将这些发现运用于社会分析中,但由于他们将文明的进程与性欲望的满足绝对对立起来,从而无法真正地实现上述意图。赖希想做的,就是将欲望的压抑与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压抑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性经济学。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赖希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法西斯主义权威性格的形成,认为“人的权威主义结构——这应该是明确确定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二是如何实现本能的解放,这是他讨论性经济、劳动民主、自由等问题的理论指向。应该说,赖希已经试图将欲望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能量来讨论,并力图将之从压抑中解放出来。但在德鲁兹与瓜塔里看来,赖希的讨论存在着二元论的倾向,当他讨论欲望—生产时,他将欲望看作是非理性的,权威主义的性格就是这种非理性的表现;而在讨论社会生产时,他更愿意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问题,没有发现社会领域和欲望之间的同构关系。这也表明,需要重建精神分析学,德鲁兹与瓜塔里将之命名为“唯物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这种唯物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必须把欲望—生产既看作是理性的,也看作是非理性的。这正是赖希所没有把握的问题,马尔库塞也是如此。对欲望的重新界定,意味着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方向的重新界定。这是德鲁兹与瓜塔里重新讨论“欲望”时确立的方向。也正是在这一新的理解维度中,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范畴,以表达自己的哲学理念。

二 欲望—生产与欲望—机器

欲望是一种创造的生产,它与社会生产一样,能够生产出真实的对象。什么是“生产”呢?根据鲍德里亚的考证,“生产的源初含义并不是生产物质性产品,而是使之呈现出来变得可见:生—产”。这种生—产的根本含义就是上述的创造性理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一般人类学意义上讨论社会生产,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只有在社会生产中,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但也正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通过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自然一历史的空间,创造了历史。可以看出,德鲁兹与瓜塔里的“欲望”概念与“生产”概念具有同样的意义。讨论欲望生产就不能不讨论社会生产,而讨论社会生产就不能不讨论欲望生产。在欲望与生产的联结中,德鲁兹与瓜塔里揭示了欲望—生产(disiring—production)的主要特征。



第一,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对于德鲁兹与瓜塔里来说,具有反对二元论的意义。在传统的哲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等的二元区分是哲学讨论的基础,这也是传统形而上学得以建构的前提。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如何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成为近代以来哲学建构中的一个难题。黑格尔看到了这一问题,一方面强调哲学的开端必须能够得到论证;另一方面强调逻辑本身的流动性,即辩证的发展。在这两个设定中,流动性构成了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克罗齐认为,这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活的东西)。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将这种逻辑的流动性还原到社会生产的流动性,并将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看成社会存在得以建构的内核。在流动性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上述哲学的二元区分失去了意义,人不再处于与自然的对立之中,人与自然都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得以展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是合乎类本质的生活方式。德鲁兹与瓜塔里同样认为:“工业不再根据外在的实用的观点来思考,而是从自然作为人的生产以及被人的生产相统一的角度来考察。人不再是创造性的国王,而是原初地与所有存在的所有深层的生活形式相联系的存在,人甚至要为星星与动物的生活负责。”在这一讨论中,生产作为一个过程,颠覆了唯心主义的范畴,建立了一个循环,欲望构成了这种生产的内在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欲望—生产是唯物主义精神病学的原则”。在这里,欲望—生产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深层批判。

第二,不能把欲望—生产当作自身的目标或目的,也不能把它看作在自身中的永恒存在。在这一点上,我倒认为他们在反思马尔库塞的理论。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认为,人的创造性的爱欲在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斗争中,被现实原则所压抑,文明的进程就是爱欲被现实原则所压抑的过程,造成了自由的力比多在本质上与工作的冲突,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之间发生了偏离,生产率的提高使这种偏离越来越大。他把爱欲的解放当作革命解放的最终目的,“在最适当的条件下,成熟文明中优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将使人的需要得到无痛苦的满足,而统治再也不能按部就班地阻止这样的满足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供转入必要劳动(先后被完全机械化和理性化的必要劳动)的本能能量的量将微乎其微,这使得大量不再由外部力量维持的压抑性压抑和变化都土崩瓦解。因而,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将朝着有利于快乐原则的方向发生变化。爱欲,即爱本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在马尔库塞的讨论中,他以爱欲来界定欲望,但他并未区分爱欲、欲望与本能需要,“人类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通常不过是一股动物性的内驱力而已”。这使得他易将欲望的实现与本能的满足相提并论,使得欲望的创造性力量的展现等同于本能的满足过程,并希望实现爱欲满足的永恒化。德鲁兹与瓜塔里认为,当爱欲永恒化时,爱欲也就不再作为生产而存在,爱欲在满足的同时也就中断了,这种中断刚好与永恒性相对立。正是欲望—生产的中断,才产生了对欲望的压抑,使之下降到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水平。

第三,与欲望—生产相关联的是欲望—机器。德鲁兹与瓜塔里认为:“每一种机器,首先都与不断的物质流动相关联,它进入到这种流动之中。”但同时“机器是一个中断的体系”。这种中断,构成了理想状态的连续性的条件。说机器是一种中断,是因为任何机器都与另一个机器相联,这第二个机器就构成了第一个机器的中断,但当其与第三个机器相联时,这就构成了一个有限的流动,机器的这一逻辑正好体现生产之生产的法则。中断与连接是同一的,到处存在着中断—流动,正是在这种中断—流动之外,欲望涌现出来,将生产与产品联系起来。

从这个讨论来看,机器并不指单一的个体机械,而是一个体系,它构成了生产的表现过程,欲望—生产通过欲望—机器表现自身,就像社会生产通过机器来表现自身一样。在我看来,这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机器问题讨论的转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两个层面重新讨论社会生产理论:一是作为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二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这是资本逻辑所支配的过程。资本逻辑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剩余价值,获取剩余价值的形式有两种:或者延长劳动时间获取绝对剩余价值;或者提高劳动效率获取相对剩余价值。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后一种形式成为获取劳动价值的主要形式。正是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讨论中,机器成为马克思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功能出发,将机器区分为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或工具机。发动机是整个机器体系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传动机由各种相关的附件组成,主要调节运动,传动机和发动机一起把运动分配到工具机上。工具机则完成相应的操作、生产产品。这是从机器的功能意义上来做的区分。与之相似,德鲁兹和瓜塔里将机器分为两种:即器官机器(organ—machine)与原动机器(anergy—machine),但这两种机器并不是对立的,任何器官机器也都是原动机器。人作为器官机器本身就是一架原动机器,原动机器生产流动性,器官机器则产生停止。每一个机体机器、每一个能量机器,总是处于流动和停止的交替之中,停止是为了更好地流动,正如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一样。机器的这种流动与中断,倒有些类似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讨论生产资本的循环时提出的看法。每一个循环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都会在一个点上中断,以便重新开始新的循环,不管是G—G’、P—P’、还是W—W’,都有这个特点。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欲望—机器是一种二重性的存在,它既是一架器官机器,也是一架原动机器。“欲望—机器是二重性的机器,遵守着二重性的规则或建立二重性的规则来支配着联系:这两重机器成对的出现。生产的综合,生产的生产,总是与自然处于内在的关系之中。这是因为,总存在着流动生产的机器,而另一个与之相关的机器会中断这个流动的过程或者从这个过程中流溢出来”。在这个讨论中,我们看到了欲望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欲望是一个流动性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欲望本身又总是使这个过程中断,或者使部分物质从流动中流溢出来,成为固定的部分,这就是欲望的实现,这就像商品资本总有一部分分离出来,成为人们满足需要的对象一样。

借助于马克思的思想,德鲁兹与瓜塔里将这种固定化与流动化的双重关系,理解为是产品/生产(product/producing)的关系。“生产(producing)总是将某些东西嫁接到产品上”,因此,“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是生产的生产,正如每一个机器都是一个与其他机器相关联的机器一样”。欲望是一架生产机器,但这种生产机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机器处于关联性之中,这就打破了精神分析中关于欲望的自足性界定。欲望本身就是生产的,它通过欲望—机器来生产。

作为普遍的生产,或者作为欲望的生产,它总是不断地生产着生产,总是不断地将生产嫁接于产品之上,“不断生产的生产规则,将生产嫁接到产品上的规则,是欲望—机器或第一生产的特征:生产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与产品是同一的。在生产过程中,总有特定的东西在某一时刻和某一地点死亡或凝固化,而总体的生产总是持续向前,似乎只有一条向前流动的线,而没有其他东西,生产过程的最佳状态就是自由的纯粹流动性,一种没有干扰的流动性。处于生产过程中的机器,就是不断地将中止的产品重新投入到生产之中,这种机器的理想状态就是永恒的转动而没有中止。“欲望—机器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机体(organism);但在这种生产的中心,在这种生产的生产中,身体忍受着上述的生产方式并被组织起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组织方式”。对于这种欲望—机器,理奇曼是这样解释的:“‘欲望—机器’——通过‘建构’来‘表达生活’的机器,通过连接或合成德鲁兹的‘感觉的逻辑’。所以,欲望—机器并不是机械主义的或机械的‘自动性’。它们与其他的逻辑和感觉相‘断开或连接’,在工作中会中断或出错,然后又重新开始”。



当欲望—机器将身体变成一个有机体时,这种有机体是与欲望—机器相整合意义上的有机体,它要求身体变成一个流动的外壳,不需要在身体本身中产生的中断。也就是说,身体变成了无器官的身体(the body without organs)。这意味着,欲望—机器一方面将身体变成一个有机体,使之成为欲望一生产的场地;另一方面,这个身体也易变成无器官的身体,成为压抑欲望的身体。这与工人的劳动有些相似,一方面,这种劳动展现了人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这种劳动本身又恰恰是在生产出压抑人的生命的力量。无器官的身体是无欲望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欲望死亡的身体,德鲁兹与瓜塔里认为这才是死亡本能所表达的东西。所以,“无器官的身体是非生产性的,尽管它在生产着,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并被结合在一起,是生产和产品的同一物”。这就是身体在今天所处的状态,它成为欲望—生产的外部条件,就像大地成为社会生产的外部条件一样,没有大地这一无机身体,社会生产也同样无法真正地实现。因此,无器官的身体构成了欲望—机器系列的第三个环节。但这里,无器官的身体并不意味着虚无,它是被整合进生产中的身体。无器官的身体是反对生产的,但生产过程整合了这种身体,使之成为生产的组成部分,因此,反生产内在于生产过程之中,这构成了生产的讽刺性规定。

三 无器官的身体与精神分裂症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存在着欲望—机器与无器官的身体的矛盾。“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欲望—机器和无器官的身体之间的对立”。无器官的身体越来越难以忍受欲望—机器的生产过程,生产越发达,身体也就越来越非器官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抵制器官机器,无器官的身体将自己的光滑的、透明的、整洁的外表展现为生产的障碍”。这是无器官的身体与欲望—机器之间的对立,“欲望—机器试图侵入到无器官的身体中,而后者极力排斥欲望一机器,因此欲望—机器将这些无器官的身体看作是全面压抑的机器”。对于德鲁兹与瓜塔里来说,“基本的压抑”是无器官的身体对欲望—机器的压抑,正是在这样的压抑中产生了妄想狂机器(paranoiac machine):所以妄想并不是个人对自己身体的妄想,根本的对立在于欲望—机器的生产过程和无器官身体的非生产之间的对立,当无器官的身体无法忍受欲望—机器时,才会产生妄想症。



无器官的身体如何将自身的力量施予连续生产的过程中呢?德鲁兹与瓜塔里认为,要分析这一问题,必须在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建立一种平行关系。这只是一种平行关系,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对这两种关系的本质界划,以及哪种关系具有优先性。建立这种平行关系的目的只是指出这样一种事实:即社会生产的形式,就像欲望—生产一样,也包含着一个无器官的身体,在社会生产中也存在着非生产性的东西,以及与生产过程结对出现的反对生产的要素,这种要素或者是地球,或者是资本。这种要素将自身体现为一种主导形态,而真实的生产过程却被遮蔽起来。这样一种生产状态,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多描述。比如当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劳动的生产,看起来更像是资本自身的生产时,马克思揭示了这种反对生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何以表现为生产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就是无器官的身体。资本作为死劳动与劳动对立,但同时资本又将劳动吸引到自身的存在中,劳动者成为资本这个无器官的身体的力量的表现形式,而这一力量将自身渗透于所有的过程中,构成了生产过程的整个身体形态,所有的生产过程都像是在这一身体的表面留下的记录,以致所有的生产过程似乎都产生于这个身体的表层记录和结果。

承袭马克思的思路,德鲁兹与瓜塔里认为,资本作为社会生产的整个身体(the full body),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无器官的身体,或者说就是资本主义存在。资本的生产体现为流动的货币和固化的货币,凡是在货币固化的地方,都会再次发生货币生产货币的过程,以获取剩余价值,并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机器、劳动者同资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本来是劳动的结果,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反而成为来自于资本的副产品;机器与产品本来是劳动的结果,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资本的产物,只有在资本之光的普照之下,它们才能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资本家还能意识到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人们还能看到资本掠夺剩余价值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越来越获得了统摄一切的地位,并渗透到一切生产过程之中,一切都在资本这一身体中形成与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区分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实现的,在这种方式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是非常容易被揭示的。但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产生,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生产的过程似乎是机器完成的过程,产品越来越多而劳动时间却可能越来越短。这时,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变成了隐蔽的过程。因此,资本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越占主导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也就越隐蔽,工人的劳动也就越来越像是资本赏赐的结果,资本作为无器官的身体,也就越来越具有魅力。正如无器官的身体记录着连续的生产过程一样,资本作为社会生产的无器官身体,也记录着社会生产过程。但资本这个无器官的身体要想存在,却又不得不求助于生产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颠倒,即生产过程被反生产的要素所支配。



在这里出现了两种生产过程:一是以无器官的身体表面为基础的被记录的生产;二是生产本身的生产。对后一种生产来说,它的规则是一种连接的综合(connective syntheses),但当这种连接式的生产进入无器官的身体领域时,就会被另一种规则所支配,这种规则表达的是一种非生产要素间的分配规则,并将这种规则当作是自然而又神圣的前提。其实,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经济学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是劳动的生产过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这个过程却被资本异化和物化了,因此劳动的生产过程不再是社会的基础,而资本的生产过程却成为一切生产的前提。在庸俗经济学那里,这种错觉变成了资本是生产的基础这一无需怀疑的事实,资本成为一切生产的神圣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按照生产要素分配利润也就顺理成章。在这个规则中,产生的是另一种连接方式,德鲁兹与瓜塔里将这种连接称为无器官身体表面的一种网状结构。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将不同要素强行结合在一起构成网格的过程。因此,精神分裂症正体现了现代资本生产的分离的综合。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这才是精神分裂症实践政治经济学的真相”。

德鲁兹与瓜塔里认为,欲望—生产产生的是双线型的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无器官的身体占据着主导地位,并通过记录生产来确证自身的再生产,精神分裂症不断地用这种分离的要素填充自己,因此,精神分裂症也是流动的,但这种流动对应于记录的生产过程。德鲁兹与瓜塔里的这种改造,突出了精神分裂症的社会生产基础,从而将弗洛伊德那里局限于精神病领域的精神分裂症,与社会生产过程联系起来,并使之具有了一种批判的力量。

当无器官的身体占据主导地位时,我们也可以想象一种情境:即当下的社会,是被一个无器官身体包裹的社会,欲望—生产被这个身体所吸引,形成的是一个完全物化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欲望—生产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被包裹起来了。也正因为欲望—生产没有消失,这种精神分裂症的能量才会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压抑也就不断地产生。这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无法解除的矛盾,精神分裂症才可能成为一种症候,即走出资本统治的一种可能性。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3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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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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